翻译家轶事
英文小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耳熟能详，这种发端于十八世纪早期的文学形式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创作实践之意。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Jane Eyre）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小说。这部小说是作者的半自传体小说，于1847年出版，署以男性笔名“柯勒·贝尔”。周瘦鹃最早于1925年将《简·爱》译成一个轻松愉快的故事。1935年，伍光建出版编辑本《孤女飘零记》，扩大了小说的知名度。1936年，李霁野翻译并出版了《简·爱》的完整译本。时至今日，《简·爱》在中国仍然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追捧。译者将主人公的姓氏Eyre翻译成“爱”也暗合了小说中暗恋、婚姻的主题。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记者查尔斯·狄更斯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英国作家之一，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在中国一直备受欢迎。他的15部长篇小说以及主要的中短篇小说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尼古拉斯·尼克贝》最早于1907年由林纾翻译。
林纾走上翻译之路是为了通过翻译一事排遣妻子离世的苦闷，其第一部翻译作品是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他走出消沉的困境，而一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
林纾的翻译与前文所说的诸如胡适、穆旦等翻译家都不同：那些翻译家们多是精通外语的诗人、文学家。林纾则不是，林纾是具有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的前清举人。虽然林纾也是有深厚中文古文修养的文学家，但是他不通外语。他的翻译作品多为与他人合作翻译。翻译的过程是合作者口述文本内容，林纾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写作。这就带来了一弊一利：弊端在于林纾的翻译很可能受到了其合作者的左右，也可能受限于合作者的水平；好处就是林纾的翻译更符合当时国人的阅读习惯，其译作更容易被接受。
林纾曾经翻译过多部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他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将狄更斯的全名译为“卻而司迭更司”，有时也简称为“迭更司”。“迭更司”有一部著名的小说《雾都孤儿》，顾名思义，讲述了一个伦敦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主人公奥利弗在孤儿院长大。经历学徒生涯、艰苦逃难、误入贼窝等事，又被迫与狠毒的凶徒为伍，历尽无数辛酸。最后在善良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了幸福。而林纾则根据这部小说的内容将其名译为《贼史》。乍看之下让人有触目惊心之感，因为在中文中“贼”是一个极具贬义的名字。通读小说之后，便会觉得，林纾的译名已经将小说“剧透”了。
同样的“剧透”不止一次，林纾在1908年翻译了查尔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译名也秉承了林纾的“剧透”风格。林纾将此篇译为《块肉余生述》，“块肉”即是孤儿的意思。林纾对这部小说推崇备至，在翻译完成后特意写了《块肉余生述前编》来论述狄更斯的小说结构严谨、善于描写生活的琐碎细节。林纾在文末讲述了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启发民智，使社会有所改良，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得以富强。正是这种思想后来一直支持林纾不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4 朱生豪病中翻译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是公认的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他的各类戏剧作品共有37部。在中国，莎士比亚是最为人们熟知的外国作家之一，并被人们亲切地唤作“莎翁”。
关于“莎士比亚”名字的翻译，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早在1839年，林则徐请人把《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四洲志》时，就曾提到“沙士比阿”等人，第一个正式介绍莎士比亚的中国人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他在1879年1月18日观看了《哈姆莱特》演出后，在日记中写道：“舍克斯毕尔戏文，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将Shakespeare译成了“莎士比亚”，后来“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在中国广泛使用。
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了一本《澥外奇谈》的书，翻译的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集。1904年，查尔斯以及玛丽·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被当时“不审西文”的翻译奇才林纾全部译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把书名定为《吟边燕语》，其中有《鬼诏》、《蛊征》、《肉券》等，听其名就能猜出分别对应的是《哈姆莱特》、《麦克白》、《威尼斯商人》，林纾的两字译名虽难免有失偏颇，但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也在我国整本出版，1949年之前被翻译为《莎氏乐府本事》，用中国的“乐府诗”（中国最著名的两首乐府诗当属“双璧”《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来概括莎翁的戏剧作品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如今，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也是莎剧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1924年，田汉首次用白话剧本的形式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在翻译过程中，田汉力图尊重原文，《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译名也沿用至今。从译名可以看出田汉在翻译剧中两位主人公的名字时既尊重原文又试图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努力将两人的姓氏以更加中国化的方式表达，用中国的姓冠以主人公姓氏的首字，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与此相对的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翻译：曹禺将这部作品译为《柔密欧与幽丽叶》，这种翻译既兼顾了英语的发音，又在翻译提名中明白、直接地概括了两位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也是独具匠心。这是曹禺一生翻译的唯一一部外国名剧。
田汉还是第一次用剧本形式翻译莎翁作品的译者，1921年的《少年中国》杂志上刊载了田汉根据日文本翻译的《哈姆雷特》，当时的译名叫作《哈孟雷特》。田汉称《哈孟雷特》一剧“为莎翁四大悲剧之冠，读Hamlet的独白，不啻读屈子《离骚》”。梁实秋也曾翻译过莎翁戏剧，他翻译的讽刺性戏喜剧《威尼斯商人》塑造了夏洛克这一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
我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译者中，不能不提的就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他从1936年就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在翻译过程中打破了英国牛津版按照写作年代排序的顺序，按照喜剧、悲剧、史剧、杂剧四类编排，自成体系。在抗日战争中，朱生豪的译稿三次被毁，又辗转流亡，但他始终坚持翻译，一生共译出莎翁戏剧三十一部半。在翻译《亨利五世》第二幕之后，朱生豪便被确诊为肺结核，卧床难起，朱生豪于1944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朱生豪曾经悲痛地表示，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命也要把它译完。朱生豪在翻译过程中始终贯彻“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的宗旨，译笔流畅，文辞华丽。这也是朱生豪区别于其他译者最明显之处。1947年秋，朱生豪生前翻译的稿件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为三辑出版。
5 福尔摩斯译者创造了中国的“名侦探”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于19世纪末创造了时至今日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著名侦探角色：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一角色的故事被多次改编搬上银屏，主演从小罗比特唐尼到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都为观众们津津乐道。时至今日，伦敦地铁的贝克街（小说中福尔摩斯住所就在这条街上）一站仍然有福尔摩斯的形象画。
福尔摩斯在1896年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由翻译家张坤德首译，当时的翻译名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文章刊登于维新变法的舆论主阵地《时务报》。故事包括《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记伛者复仇事》、《继父诳女破案》、《呵尔唔斯缉盗被戕》四篇。1899至于1915年的16年间，福尔摩斯的故事被多次翻译，作品译名也五花八门，包括《新译包探案》、《议探案》、《续译华生新探案》、《补译华生包探案》、《（唯一侦探谭）四名案》、《大复仇》、《恩仇血》、《福尔摩斯再生案》等。
1916年，影响最大是程小青和周瘦鹃等人合译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全集收录案件共44篇，将所有的福尔摩斯故事都译成了中文。全集力图忠实于原著，成为“五四运动”之前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翻译的集大成者。
程小青在翻译福尔摩斯故事的过程中，对福尔摩斯心生仰慕，学习了很多侦探故事的写作方法，萌生出了创作中国的侦探故事的想法。在这样的想法之下，程小青通过函授的方式，修习了美国大学的犯罪心理学与侦探学的课程，融合了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一些案件实例，终于创造出了“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在《险婚姻》、《血手印》、《断指团》等小说中，程小青设计了霍桑与包朗一对搭档，类似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但在案件的取材上，程小青着重描写旧中国社会弊病引发的凶杀案，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把凶杀与现实生活的投影结合起来，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程小青成为了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更享有了“东方柯南·道尔”的盛誉。
除了英国作家外还有许多知名作家的名篇被译介到中国，例如清末严复就曾经以文言文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些翻译家认为，严复之所以采取这种翻译方法的原因是他的翻译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瞄准了当时社会的读书人群体，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西方的新思想。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也在二十世纪初进入到中国，当时他的作品《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曾经根据其内容被翻译为《战地春梦》，这种翻译方法也独具匠心，arms除了“武器”之外还有“怀抱”之意，可算得上是意译中的上佳之法了。